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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论文范文参考

作者:原创论文网 时间:2017-11-30 11:13 加入收藏
  19世纪以来,随着西方的处于快速发展,欧洲人来到了中国,西方的文化也随之东来,而一些西方着作开始被翻译成中文。鸦片战争前后是西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时期。近代中国的西学东传活动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夕。我们在这里为你提供了一篇鸦片战争论文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  
  题目:试论鸦片战争时期的“剿”与“抚”
  
  摘要:“剿”与“抚”是封建时代国有忧患时的常态反映,但是,鸦片战争时期“剿”“抚”之议乃至“剿”“抚”回旋,却是完全建立在外不知世界大势、内则欺瞒虚报的基础之上的。失败是注定的,但历史的教训不可不牢记。
  
  关键词:鸦片战争“剿”;“抚”
  
  众所周知,鸦片战争是以清政府割地赔款而告终,整个鸦片战争非一日之战,帝国内“剿”“抚”之议不断,乃至战争中“剿”“抚”回旋,无疑是历史提供的丰富教材,剖析这段历史可以给今人以有益的警示。
  
  一、历史上的“剿”与“抚”
  
  漫长历史长河中,内无叛乱、外无敌患都是统治阶级最为追求的盛世之境,但是,历朝历代,或有内忧或有外患,或两者齐至的时期却几乎等同于统治年代。
  
  匈奴从战国时起,汉初围困平城,险些俘虏汉高祖刘邦,其间不断掠云中、雁门、代郡,后又歼灭降服赵破奴、李陵、李广利,再到五胡乱华,灭西晋,一直到南北朝,不断侵入中原。
  
  以至近千年时间,中国都活在匈奴的阴影之下。
  
  秦始皇时期修长城、汉武时期“长城万里遍烽烟”、大兴武力重奖军功都与此有关。
  
  而从隋朝时,突厥围困雁门险些俘虏隋炀帝,并曾数次进逼长安,到唐高宗、武则天两朝,东突厥一直在不断侵入山西、河北一带。
  
  整个唐王朝时期,东西突厥一度都很强盛,并曾数度统一直至被同属突厥族的回纥代替。
  
  唐朝一开国就对突厥称臣,李渊登基伊始就给突厥进贡大批美女,“以女妓遗始毕可汗”.
  
  到安史之乱后,唐王朝甚至不得不依赖突厥回纥人的势力来平叛和巩固边防。
  
  13世纪宋朝干脆被蒙古铁骑灭了,一个世纪以后,土木堡一役又使明朝50万大军被2万蒙古铁骑击溃,皇帝都被蒙古人俘获,与此同时,东南沿海又长期有倭寇扰边。
  
  到了清代,康、雍、乾三朝为统一西北地区与准噶尔贵族又进行了多次战争,边衅一直未真正断过。
  
  封建时代,每当有外敌来犯,就不可避免会有“剿”“抚”之议。
  
  所谓“抚”,并不是派员慰问加以安抚这么简单,内抚可能会下罪己诏之类,外抚更多的是皇室宗女和亲。
  
  大汉以大兴武力重奖军功载于史册,但其实汉朝的和亲没有断过,汉高祖、惠帝、文帝、景帝甚至汉武帝的宗女都先后外嫁匈奴单于、吐谷浑可汗、突厥可汗等,唐朝除了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干布以外,另外还有18名公主出嫁吐谷浑、吐蕃、契丹、回纥等,即便是大清帝国,也有大量公主、宗室女出嫁外藩。
  
  封建时期不可能长期大举战事,牺牲一二女子换来一定时期的和平,“何如一曲琵琶好,鸣镝无声五十年”的事统治者还是能接受的。
  
  而所谓“剿”,则是兵戎相向,战场上决雌雄。并不是各朝代都是只“抚”不“剿”.
  
  传颂千古的汉代名将卫青、霍去病马踏匈奴,三次大规模收河套地区,夺取河西走廊,封狼居胥,将当时汉朝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。
  
  唐太宗时破颉利可汗取得过对突厥的阶段性胜利,以及在西域对西突厥一些零星胜利。
  
  清朝为了平定准噶尔,从1690年(清康熙二十九年),打到1757年(清乾隆二十二年),迭经三朝,历时70年,才取得完全胜利。
  
  “剿”与“抚”事实上成为历朝历代应对外敌的不同方法,站在今人的角度上,历史上的外敌与鸦片战争时期的外敌无论来路、实力、目的等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,但是,站在统治者角度上看,都同样是对自身统治造成极大威胁的外敌。
  
  外敌来犯,朝廷都会有“剿”“抚”之议,此消彼长,此长彼消。
  
  传统儒家对敌斗争的原则就是以尊临卑,恩威并用;倘其驯服,不妨怀柔羁縻,示以宽容;倘其桀骜不驯,恣意妄为,那就只有大张挞伐,慑以兵威。“剿”大多是最先本能的反映,所谓“犯我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“春秋大义,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”等是特别有号召力的。“抚”倒也不全是实力不济,中国传统思想有“上者因之,其次整齐之,最下者与之争”,还有“自古帝王御夷,以不治治之”等主张,而且,在正统思想里,蛮夷来犯,无非是缺乏教化,或是如朱元璋所说,彼乃慕利而来。
  
  “抚”之于“剿”,基本能承担这两项任务,“抚”之不利再“剿”.所以“剿”“抚”交替出现的历史镜象便会每每上演。
  
  历史上,在对匈奴开战的同时,“剿”“抚”并用使西域诸国臣服。后开始着手以“剿”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“抚”即和亲政策,来彻底解决北方匈奴的威胁。
  
  清代长达70年的准噶尔平叛,最后也是免死加恩封为亲王,入旗籍,赐地京师,先“剿”后“抚”,充分显示了乾隆皇帝“怀柔远人”的用心。
  
  基于历史的正常传承,那么,鸦片战争之始,出现“剿”“抚”之议是再正常不过的反映了。
  
  二、鸦片战争中君臣的“剿”与“抚”
  
  (一)道光帝的“剿”与“抚”.
  
  任何一位皇帝,都是希望自己外能折冲尊俎,内能戈马平家,相较于康雍乾这样辉煌的祖先们,道光帝是个开创不足的守成之君,但在鸦片战争爆发之时,在不了解英国真实意图也不了解英国真实作战能力的情况下,道光帝的第一本能就是要维护天朝的尊严,要“剿”灭逆夷。
  
  首先是因为这时的道光帝正值壮年,且是位实权皇帝,“尔时天子当阳,乾纲独断。”在道光帝眼中,英夷与历史上敢于犯边、茹毛饮血的蛮夷并无二致。
  
  其次,道光帝也自认为有所设计,并非一味斗狠,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朱批:“既有此番举动,若再示弱,则大不可。朕不虑卿等孟浪,但诫卿等不可畏葸,先威后德,控制之良法也。相机悉心筹度,勉之,慎之。”这里面的“先威后德”便是道光帝的设计,先“剿”,以显我天朝大国天威,之后再说“抚”的事,至时候是和亲还是通商或者其它,应该是还未设计到,但对于这种先“剿”后“抚”的策略,道光帝一定是很有把握能顺利实施成功的。
  
  但是,“剿”的结果却让道光帝非常震惊,英国攻陷大角、沙角炮台、穿鼻口议和、割占香港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。
  
  道光帝这时意识到,此次来犯英夷与之前南疆的张格尔是不一样的。
  
  之前道光时期最大的战事就是平定张格尔叛乱,清军最终活捉张格尔并槛送北京,南疆得以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。
  
  而此次英夷,挟船坚利炮浮海东来,却完全不理所谓“大皇帝”的天威。道光帝继而转“抚”,当然这个“抚”不等同于投降,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安抚。
  
  既然英夷是因为林则徐禁烟、因为虎门销烟、因为贸易停止,那么消除以上对英不利的措施,不就能回复到之前相安的局面了吗?于是,林则徐被惩办,贸易被恢复,大规模禁烟也停止了。
  
  道光帝要求琦善向英国转上谕旨:“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,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,以致受人欺朦,措置失当,兹所录昭雪之冤,大皇帝早有所闻,必当逐经查明,重治其罪。现已派钦差大臣,驰至广东,秉公查办,定能代申冤抑。”,但是,道光帝所想的和平并没如期到来,英国还有领土和特权的要求,而且要北上进京!以为能伸冤平讼的道光帝转而再次主“剿”---“夷情益形桀骜,且所愿其奢,其势不得不大加征剿”道光任命干臣伊里布南下,并且命他渡海作战,收复定海,迅克舟山。
  
  后又命主战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钦差大臣,“专办攻剿事宜”.
  
  可是,回报道光的却是战场上纷至沓来的败绩和琦善为停战、背旨而签的密约!
  
  战争接连失利,道光不得不考虑“剿”之不力,如何以“抚”收场。此时的“抚”是不惜付出代价求和以尽快结束战事的“抚”.
  
  大敌当前,道光帝“剿”“抚”回旋、战和不定,给整个战事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
  
  (二)鸦片战争时期官员们的“剿”与“抚”.
  
 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,道光帝先后重用了不少文武大臣,事实上,这些大臣也就是道光派在前线的眼睛、耳朵。
  
  但是,他们用自己的眼睛、自己的耳朵来看来听,然后有选择地反馈给皇帝,何尝不是在影响皇帝的判断呢?皇权社会,大臣动辄得咎,甚至要搭上满门老小的性命,这就使这些大臣都养成了唯上的习惯,君主作风的政治体制其实催化、助长了这种风气。
  
  比如被派往浙江前线的伊里布,这是位血统高贵的“红带子”,还是科班出身的二甲进士,外放期间政声赫赫,得赏双眼花翎。
  
  鸦片战争之始,他曾经也是坚定的主战派,但是,前线亲历使他明白,以清朝的军备实力,在军事上击败英国几乎是不可能的,但是,把这个结论上呈给道光帝,那就是自寻死路,应对之道,除了含糊其辞,就是尽量隐瞒败绩,或者夸大一些很小的战绩。
  
  关键是,如此这般的并不是只有伊里布一人,几乎是官员集体均循此例,象靖逆将军奕山,连吃败仗不敢上报,但当英军因瘟疫推迟北上时,马上就编出了精彩纷呈的捷报。
  
  这些令本身资质平平的道光,备受误导,做出更加错误的判断。
  
  皇帝有所不足,如果手下有智明识远的大臣相辅,其实仍可宽猛互济。
  
  道光朝堂上不乏能臣,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、有主战坚决的邓廷桢,地方上还有坚决主战的陈化成、关天培、裕谦等,即便琦善、伊里布等,也不是简单只会“投降”之流。
  
  但是,在军机大臣选拔标准上,道光帝却最为看重“老实听话”,促使大臣们往往揣摩上意,迎合帝心。
  
  如三朝元老曹振镛,“小心谨慎,一守文法”,他的做官法宝就是“无它,但多磕头、少说话耳。”
  
  有一道长联这样他:“仕途钻刺要精工,京信常能,炭敬常丰;莫谈时事逞英雄,一味圆融,一味谦恭。
  
  大臣经济在从容,莫显奇功,莫说精忠;万般人事在朦胧,议也毋庸,驳也毋庸。
  
  八方无事岁年丰,国运方隆,官运方通;大家赞襄要和衷,好也弥缝,歹也弥缝。
  
  无灾无难到三公,妻受荣封,子荫郎中;流芳后世更无穷,不谥文忠,便谥文恭。”
  
  处事圆滑玲珑,墨守成规,不图进取,却历经三朝,死后得享文官第一美谥“文正”,有清268年,死后谥号为“文正”的只有八人,称“清代八文正”,这样的人备受倚重,使群臣效仿,欺骗之风盛行,“道光以来,世风柔靡,实本于此。”曹振镛可谓一大部分“老实听话”、尸位素餐官员的标本。
  
  鸦片战争中的许多败仗其实是可以避免的,夏燮曾指出:“当日之误,误于浙洋之全无准备,遂突而来。措手莫及。”也就是说,英军北上舟山、大沽的意图,林则徐“皆先期探知入告,而浙省鸟中丞,并议有防夷五事覆奏,大抵议而未行。”原因就因为梁廷楠指出:“江浙大吏,以事出过虑,未尽信也。”官员也不乏看出问题症结所在的,比如浙江巡抚刘韵珂,就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《慈溪失利事势深为可虑折》,即《十可虑奏》。刘韵珂战争之初力持“剿”议,甚至还热心参与了定海、镇海的防御工程建设,加强海防,倡办团练,并奏请派主战的林则徐、邓廷桢来浙,他与林则徐频繁见面、商议战事,这在林则徐日记中多有记述。
  
  但是,前线战事接受失利,再加上他亲守杭州时所历无兵无将无退敌良方的恐慌后,力持“剿”议的刘韵珂开始了反思。
  
  他的《十可虑奏》把前线真实战况上达了天听,直言清军武器的落后,指出英军不擅陆战是谣传,坦言交战以来清军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。
  
  刘韵珂提出的十项都是已经发生或现实存在着的隐患,虽然有偏颇之处,但基本与实际较为吻合,皇帝也承认“所奏俱系实在情况”.
  
  但是,刘韵珂的《十可虑奏》最明显的特点是每一虑最后均以“臣所虑者一”直到“臣所虑者十”,全文除了“可虑”还是“可虑”,总结语亦是“凡此十端皆属必然之患,亦皆属莫解之忧,若不早为筹划,则国家之事岂容屡误。臣病躯楮柱,心急如焚,寝食俱废,辗转思维,并无良策。”最后这句“辗转思维,并无良策”道出无奈,指出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,君如此,臣亦如此,鸦片战争怎能不败?
  
  三、对“剿”“抚”之议的评价
  
  一个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,用和平方式抑或用战争方式解决都是有可能的,有“剿”“抚”之议也属正常,因为“抚”“剿”都是御敌之术。但是,鸦片战争之际,“剿”“抚”之议却是更多建立在极端盲目的情况下。不少人简单地将“剿”“抚”之议解读为抵抗派与投降派的对立,其实,清朝官员主“抚”者,多是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立场上,以“抚”为解困首策。所谓“抚”不等于投降,而是“安抚”,是显示天朝威德的一种形式,是让夷人接受天朝的恩赐而罢兵。而力持“剿”议者,也不乏昧于世界大势,盲目轻视外敌,“剿”并不得法,反而造成了惨重损失。
  
  当时的清廷,不主动了解甚至被动也不愿了解世界大势。如1792(乾隆57年)9月,英国曾派遣前驻俄公使、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勋爵率领700多人的使团来华,向清政府提出通商请求。
  
  这个庞大的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。在英皇乔治三世给他的授权书里,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,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,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。
  
  英国自是有所图谋,但此时的中英之间并非不可一谈。
  
  但是,结果中方根本没有给出平等谈判的机会,甚至为了是否跪拜,差点直接取消见面。
  
  英人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,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,亦未讨论即被拒绝。
  
  乾隆称“天朝物产丰盈,无所不有,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。”以与“天朝体例”不合为由,驳回通商请求,警告英人不得到中国贸易,限期逐其出国门。
  
  中方如此强硬的原因很简单,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《全球通史》
  
  中所说:“中国,即占优势的‘中国',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,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。正如子女理当服从、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,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。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。诸国家法律上的平等思想,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。因此,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,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相抵触。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。”另外,中国有句古话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,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。
  
  皇帝居庙堂之高,根本难以及时掌握前方的实情。当时通讯条件极差,各省的奏折、题本和咨文,通过兵部遍设全国的驿站系统,由驿卒骑驿马,一站站地接力,送往公文的目的地。
  
  从广州到北京,若以普通速度,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;若以“四百里加急”,需时约20多天;若以“五百里加急”,需时约16至19天。
  
  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,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,则是过于缓慢了,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,甚至慢一二拍再加上前方官员瞒报、虚报,刻意加上诸如“英人投递呈词甚觉恭顺'
  
  这样让皇帝顺眼的话,严重误导皇帝的判断。皇帝”知己“程度很差,”知彼“程度更差。据记载,道光帝曾下旨审问战俘:”英吉利距内地水程,据称有七万里,其经内地,所经过者几国?克什米尔距该国(英国)若干路程?是否有水路可通?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?此次何以相从至浙?……“这些基础问题却是问在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近两年的时候!如此盲人摸象般君臣奢谈”剿“”抚“,更严重的是随着战争进程,”剿“”抚“之议又成了”剿“”抚“回旋,来回变换。并且,需要指出的是,道光在战争之初的主”抚“,与古已有之的”抚夷“并无二致,根本不打算接受任何条件。一年半的”剿“又使他明白,清军在军事上几无胜算,再次主”抚“,却发现要以接受对方全部或部分条件才能结束战争,这对于”天朝大国“的面子来说,是不能接受的。于是就出现了的胜则思”剿“、败则思”抚“,时剿时抚的情况,极大影响了战争进程和结果。
  
  结语
  
  如上文所述,”剿“”抚“在封建时代都是御敌之术,用法得当都能一时有所得。但是,闭关锁国、制度落后、思想愚昧的情况下,无论”剿“”抚“都只能失败。如马克思所说: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/3的大帝国,不顾时势,安于现状,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。这样一个帝国,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被打垮。“历史的教训不可不牢记!
 
  参考文献:
 
  [1]王钦若,等。册府元龟(卷979)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6.
  [2]陈嗣初。软尘私议·鸦片战争〔五〕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0:529.
  [3]筹办夷务始末(道光朝)(卷5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4:392,63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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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5]朱克敬。瞑庵杂识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3:28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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